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我们的文学事业、文学批评也走过了高歌猛进的30年，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繁盛的实绩，也获得了丰沛而宝贵的经验，这不说是史无前例的，也至少是前所少有的。
　　文学批评从文学实践出发，又反作用于文学实践。而健康和先进的文学批评，其功用不只限于对于同时代作家作品的评说与鼓呼，而且还会影响时代的文学风尚、读者的审美趣味，从而促动一定时代审美理想的建立和形成。而要实现这种积极而能动的作用，批评自身也需要在这样的过程中拔新领异，自我更新。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作为整体文学事业的重要构成，实际上正是忠实地执行了这样的双重性的功能。它既追踪着创作的发展演变，品评作家作品，阐释文学现象，同时从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中汲取应有的营养，使自身不断地与时俱进和渐次更新，从而比较有力也比较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天然职责和历史使命。
　　如果从30年前说起，并就其历时性的发展与阶段性的成果进行概要的评说，这种在行进中更变，在更变中自立的演进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就更加凸显，更为难能。
　　 
　　回到自身去
　　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10年，极“左”路线的盛行与“四人帮”的恶行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多年动荡，也造成了文学艺术的一片凋零。在“文革”后期的1975年7月，毛泽东在一份批示中指出：“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来自毛泽东的这种批评，其实正是整个“文革”时期文艺状况的真实写照。因此，“文革”之后的当代文学，既要在这样的诸多“缺少”的基点上起步，又要对“四人帮”的文艺思潮进行批判和清算。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无论是对“四人帮”的种种遗毒的批判，还是对破土而出的“伤痕文学”的声扬，都比较多地含带了较强的政治性意味，就是自然的和必须的。
　　随着揭批“四人帮”文艺路线的深入，人们进而对“十七年”间的文艺思潮进行追溯与反思，由文学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尤其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的研讨与论争，对带有“左”的倾向和已不适应变化了的时势的文艺观念与观点，进行梳理与清理。在1979年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辞中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的重要修正，标志着源自思想解放运动的文学领域的拨乱反正，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也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在文学批评领域中，这一努力首先表现为于1980年前后开展的关于文艺批评标准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的文艺批评家感到，我们沿用多年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批评标准，作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必然产物，存在着种种弊病。因此，人们在对这一标准进行质疑的同时，纷纷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新的文学批评标准。有的提出应该以文学要求中的思想性、真实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作为批评标准，有的提出应以合乎艺术规律的“真”、“善”、“美”的和谐作为批评标准，有的提出应建立以审美价值为基准的多层次的综合型批评标准，有的还提出“美学的和历史的统一”相融合的批评标准，等等。这些提法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一个共同的愿望：寻求批评标准的审美化、科学化和客观性、稳定性，使文学批评由非文学的批评转变为真正的文学的批评。
　　在重新思考文学批评标准的过程中，人们开始对文学批评观念中存在的深层次的问题，从局部到整体也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人们发现，过去我们对于文学批评的理解，由于建立在“文艺批评是文艺界主要斗争方法之一”的基点之上，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艺批评实际上与文艺批判无异，主要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社会批判的一种形式。在一些时候，文艺批评如果少受干扰地执行了“浇香花”、“锄毒草”的使命，就似乎达到了文艺批评的极致。这些情况表明，过去的文艺批评既受制于“为政治服务”的思想的捆缚，又受到了依附于创作的批评观的束裹，这使它首先是政治的工具，其次又是创作的扈从。在这种双重服膺的过程之中，批评自身其实淡出了，甚至迷失了。顺着这样的路向继续思索，人们进而发现，批评在走出“为政治服务”的狭小圈子后，还需要建立属于批评自身的本体观念，因此，回到自身和回归本体，就成了批评家们不约而同的寻索。
　　1980年前后，一些批评家在论述文艺批评的特性时，或指出“批评作为一种审美活动，只能在美学范围内进行”（刘再复《关于艺术批评的真善美标准》），或认为“艺术作品作为艺术作品来看，真实性、倾向性不能离开艺术性而存在”（钱谷融《谈文艺批评问题》）。这些意见从不同的角度，既强调了审美判断和艺术分析对于文艺批评的首要性，又表达了回到文学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而后，朱寨在为《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二集》所作的《历史转折中的文学批评》的导言时，专列一章描述文学批评长久迷失之后回归文学所发生的可喜变化，并用“回到文学的批评”作为其中一节的题目，文中指出：“我们的文学批评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活跃，敢于突破陈见，勇于提出新说，较前更为深入地研究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和不同形式体裁的特点，为文学创作探索‘美的前程’”。客观的描述与评说之中，透显着对于文学批评回归文学本体的热情的揄扬和坚定的首肯。
　　剥离了对于文学批评的种种外在束裹，本体自然就显豁了出来；而本体的呈现又使主体的凸现呼之欲出。于是，借着80年代中期的有关文学主体性问题讨论，文学批评界又就文学批评的主体意识的构建、主体价值的实现等，进行了自省式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新异而有益的见解，并促动了批评家的主体意识的全面觉醒与强劲显现。
　　 
　　批评的嬗变
　　文学批评界对于文学批评的深入探讨，还表现在通过对于过去文学批评道路的宏观反思，找出从观念到方法上的偏差所在、问题所由。
　　80年代中期，一些评论家在文章中和研讨会上，对我们长期以来所操持的文学批评方式与方法进行了自省，认为过去文艺批评虽然没有一个人人必须恪守的统一的观念与方法，但许多人在批评实践中，却在异口同声地重复着一个大致相同的批评路数，这就是社会学的批评。这既因为当时的政治性思潮的统摄与影响，又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作了社会学的理解与运用。而社会学的批评把文学看作是一定时代和环境的产物，把作家看成是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代言人，一般多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创作与生活的关系的角度去理解作家、解读作品，在根本上信奉的是创作的“镜子论”，秉持的是文学的“反映论”。这种批评观无疑是与社会生活联系直接而密切的一些创作倾向相对应的，但无论是一个好的作家，还是一部好的作品，只要是深刻而集中地表现自己感觉到的生活，就必然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融入了作家个人的主体审美创造，从而使作品既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达到一种非事象真实的艺术真实。而运用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往往多是认定作家作品在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上所达到的广度与深度，进而发见其价值构成中的社会历史意义，这其实只能察悉其显见的现象和部分的意蕴，并不能揭示出深层次和多方面的艺术价值所在。而在许多时候，因为庸俗社会学的严重侵蚀，我们的文学批评在具体实践之中，连正常的和科学的社会学批评也很难真正达到。因此，弄清批评的方式方法，并超越社会学的批评，就成了文学批评进而拓展自身的又一个关键所在。
　　正当文学批评的方式方法的更新提上议事日程之时，1985年的“方法年”及时到来，这一年仅全国性的“新方法”学术研讨会，就在北京、厦门、扬州和武汉先后举行了四次。一些理论批评家倡导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新的批评方法解释文学现象，品评文学作品，并大力鼓吹这种新方法的有效性与优越性。一些先行者也开始在文学批评中具体应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新的方法，使“新方法”由虚到实地进入到了当代文学的批评实践之中，并对整体文学批评的不断更变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在当时“新方法”引动的批评热潮中，几乎所有新的方法都有人在批评中加以借鉴和尝试，但比较起来看，运用得比较好又有启迪性的，还是有关系统论的批评。系统论方法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动态性和相关性等原则，在解求复杂的文学现象上具有独到的功能。80年代中期出现的《论阿Q是性格系统》《艺术魅力的探寻》等论文与论著（作者林兴宅），就以系统论观念与方法的自如运用，在复杂性格的有机构成、文学魅力的美感效应等方面的穷形尽相，让人耳目为之一新。这场“新方法”带给文坛更大的意义，可能还是由新方法携带的新观念给予人们的冲击。人们在对比中更为清楚地看到了传统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方法的诸多缺失，从而变得更为自知和自觉。而其中的先行者们，则以及时的吸纳与开拓，形成了新的文学观。还有就是由这样的新旧碰撞，人们进而认识到文学观念的多元性和文学批评的多样化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种自主意识与多元意识的双重增进，为批评观念和批评方法的多样多元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而坚实的心理空间。
　　于是，以社会学批评为基点和主调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呈现出了融合别家之长的向着不同倾向的倾斜与深化，总体上表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向。比如，有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的批评倾向，擅于解读作家作品的人性内涵与人道主义意蕴；有带有心理美学意味的批评倾向，侧于挖掘文学现象背后的心理因素与心理属性；有偏于文化意蕴的批评倾向，长于从纷纭的文学事象中探悉内含的集体意识与文化冲突；还有借鉴文体、文本理论形成的文体文本批评倾向，比较专注于作品的语言、叙事与结构的细读与深究。此外，依托于人类文化学的原型批评，立足于比较方法的比较文学批评，也都时有所见，并蔚成风气。这些文学批评的联袂登台，连同文学批评学的兴起，使得整体的文学批评较之过去走向了活泼多样，呈现出多元竞争的新的格局，也使批评自身自成系统，有了健康发展的基础与不断进取的内力。
　　
　　再遇新挑战　
　　进入90年代之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又起新潮，逐步走向社会生活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经济活动以市场机制为主导。这种社会经济基础的深刻变革，必然要反映到社会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遂使社会的文化环境、文化氛围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这就是由商品化到市场化，一波又一波的强劲浪潮联袂而来，使社会生活的重心向经济位移，文化活动的重心向大众位移，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文学领域受到了前所未遇的巨大冲击，文学批评开始面临着如何在诸种冲击下生存，在诸多挑战中发展的新的问题。
　　90年代初期到中期，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都有过一段相对沉闷与沉寂的时期，作家、批评家们面对突如其来的社会生活变化，尤其是文化环境与氛围的变化，一时还难以适应，还在处于心理的调适与姿态的调整的过程之中。嗣后一个时期的文学批评，针对现状的宏观批评的声音突然增多和放大，从“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到“文学的危机”，都成了引起人们竞相言说的热门话题。更有一些忍耐不了寂寞或忍受不了诱惑的知识文人，索性“下海”而去，弃文经商。这个时候，来自文坛的声音，有怨尤，有悲叹，有批判，也有怀旧，色彩缤纷，不一而足。
　　1993年间，由上海学界开始兴起、随后迅速扩及全国的“人文精神讨论”，乍一看来似乎是知识文人之间的自说自话或自言自语，实际上是文学理论批评界针对商业大潮冲击之下的人文精神有可能淡化和遮蔽的现状，通过这样一个检省与讨论，发表自己的心声，抒发自己的忧思。这也可以理解为理论批评家借助于这样一个讨论，给自己存在的意义及实有的作用等，寻求理论的依托、姿态的定位、立场的确认和精神的自信。虽然在讨论中，各说各的看法，意见并不相近，但无论是“人文精神是否面临危机”、“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的探讨，还是“什么是‘新人文精神’”，“市场经济对于人文精神有无正面效应”的争论，都构成了面对变化着的社会态势的现状考察和理论思索，并在交流与碰撞之中，实现了深层的沟通与相互的启迪。在有关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中，还穿插了有关“宽容”的问题、“二张”现象（即张承志、张炜与“抵抗投降书系”）等的争论，争论中有的给予首肯，有的表示质疑，双方或几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有人就此现象感喟道：“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话语与文化的‘共同体’想像的‘共识’，业已不复存在”（张颐武语）。
　　文学理论批评界关于文化的大众化、文学的市场化的不同看法的争论，一直持续到进入了新世纪之后。在此后接连展开的关于“文学的商品化现象”的讨论，关于“怎样看待消费时代的文学”等讨论，关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前景”的讨论等，不同意见的争论都相当纷纭和激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文化大众化、文学市场化的日益成型与逐步定势，这些讨论与争论的焦点与重点，不再纠结于如许的现象应不应出现和该不该存在的问题上，而主要集中于面对这样一个已成事实的文化现状，主流文学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变异，怎样在通俗文学长驱直入的情况下保持自我品性，怎样在不同类型文学的竞争中施展自家优长，在与种种非主流文学现象的并立、共存中，获得自身的发展等方面。
　　约在90年代中期，紧随着文化的大众化、文学的市场化的浪潮，依托现代网络技术的网络写作又开始崛起，并成为一个时期吸引受众注目的新的文学现象。这既使传统文学与主流文学缩小了原有的阵地范围与受众圈子，而且还因为青少年网民的大量介入和不断增加显现出了另辟蹊径的蓬勃生机。面对这种新的文化现象与文学态势，理论批评界需要作出观念上的调整、策略上的对应。于是，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理论探讨适时展开，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进行文学批评的倾向也应运而生。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批评界又提出了“新世纪文学”的命题，并以评论文章和会议研讨的方式，就“新世纪文学”的内涵与外延，构成与特色，倾向与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些理论与批评的实践，都是文学批评界直面新的文学现实，力求发出文学批评的新的声音的不懈努力。
　　 
　　严峻的课题　　
　　循着90年代不断异动的走向和持续变化的路径，文学走进了新的世纪。新的世纪已近8年，8年的文学与文坛，既显现出了与过去不同的一个新的文学格局，传统文坛在整体文坛放大的过程中进而缩小地盘和受到挤压，又因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一同向“娱乐化”的大幅度倾斜，环境氛围在躁动不安中更趋于俗化。当代文化与文学的这些新的变化，这种新的现实，都给传统的文学尤其是文学的批评，造成了未曾经见的新的困惑，提出了异常严峻的新的课题。
　　过去基本由传统文学单一构成的文学格局，经过90年代到新世纪的裂变与过渡，已逐步呈现出了一个“三分天下”的基本格局，这就是：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文学或主流文学，以出版营销为依托的图书运作或市场文学，以网络信息为平台的网络文学或新媒体文学。文坛这种一分为三的情形，带有相当的必然性。这样一个格局形成的原因，无疑是综合性的，并非单靠文学本身所能促动和形成。但这种格局一旦形成，传统文学便由文坛主体甚至是整体，就退居为“三分天下”只占其一。因为板块分化，整体放大，职业作家、民间作者、网络写手等一起活跃于文学的舞台，各类作品、各式写法和各种倾向交相汇聚，构成了雅俗并举、文野杂陈的文学世界。这使得文学批评所面对的批评对象，既数量陡然增多和增大，又花样众多、品类繁杂。从大的板块来说，文学批评就既要面对传统文学创作及其相关现象，又要面对市场化的文学活动及其相关现象，还要面对以网络写作为代表的新媒体文学及其相关现象。但事实上，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的文学批评在观念与方法上，只与传统的文学创作及活动相对位和相适应，而对市场化的文学现象和新媒体文学现象，文学批评常常捉襟见肘，力不从心，有时甚至失语和缺席。对于市场化的文学和新媒体文学的观察与解读，需要文学批评在传统的理论与方法之外，从经济学、商品学、市场学、营销学、信息学、传播学、广告学及现代网络科技等知识领域汲取知识与营养，并把它们化为审美的视角与感觉，批评的概念与话语，而这显然需要一个学习、消化、积累、历练的过程。目前的文学批评领域，绝大多数的文学批评家仍然以传统文学的作家作品为主要的关注对象，只有少数批评家以文化批评等方式，开始关注市场化的文学和新媒体文学，并逐渐发出自己的声音，这虽然为数不多，声音也有限，但却是一个重要的实践演练，必要的补苴罅漏。
　　对文学批评构成新的困扰的另一大问题，是媒体时代的强势到来，以及各类媒体不约而同地向娱乐化的的倾斜。由报纸、杂志、电影、电视、网络等各类媒介交织构成的现代传媒，既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交际与娱乐的工具，又是文学和文学批评借以走向读者的“桥梁”与中介。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联袂构成了一种强劲的力量，而这一力量又经由大众化向娱乐化顺流而下，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文化定势。当一切都以“娱乐化”为旨归之后，有关文化、文学的一切，或者被选择，被遮蔽，或者被利用，被裹挟，都必然经过媒体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再过滤和再加工，从而纳入“娱乐化”的一体化轨道。偏于“娱乐化”的媒体文化，与侧重“启蒙性”的文学批评，本来就是一对矛盾，如今又是如此这般地纠结一起，撕扯不清，这势必给文学批评造成极大的困惑与困窘。
　　面对媒体时代给文学带来的变化，给批评造成的影响，文学批评界没有放松对媒体时代文学现状的关注，并在审时度势中重新定位。而在近几年来，这种关注由情感的焦虑转化为学理性的思考，自2006年以来，有关媒体与文学的关系的评论文章频繁见于报端；许多学术研讨会也以此为题开展研讨，仅2007年间，就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举办了四次与此相关的学术会议，一年一度的“北京文艺论坛”2007年度索性就以“传媒与文艺”为论坛主题。从研讨的情况看，许多问题仍然看法不一，但在两个大的问题上，却有大致相近或相似的看法，那就是：媒体时代对于文化、文学的影响，从长远来看，不只有其弊，也有其利；它既给文学制造了不少的难题，也给文学提供了一定的机遇。而面对这样一个媒体时代，文学批评的职能更加显得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那就是：保持文学批评的精神品格，保持审美的高端价值，并在这样的意义上，呵护文学的审美特性，与大众传媒建立起一种积极的、交流的互动关系。这些不只传达了文学批评界对于当下社会文化生活的观感和看法，还表达了文学批评家们面对媒体文化强势盛行的一种高度自信。　　
　　当代文学批评的30年，其历程与实绩不说是可歌可泣，也可说是可圈可点。尤其是置身其中，亲见亲历了这个过程之后。可以说，同整体文学的发展不可能一马平川一样，今后的文学批评也不可能一帆风顺，还要经历不可预见的种种波折与困难。但应当坚信，有了这30年的拓进，30年的积累，30年的成就，30年的经验，它当会克服一个个难题，度过一个个难关，以它的活力与能力强化自身，优化文学，争取我们的文学事业的新的进步和更大胜利。（文艺报）